▲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 图源：国家文物局
融入中华文明的滇池先声
2000多年前，云南滇池沿岸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滇”的古老文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千里”“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首开内地与云南地方民族交流融合之先河，是我国第一个有史书记载的进入开发西南边疆的人物，他把楚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生产力的提升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和部落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为秦、汉时期封建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最早的民族融合。
石寨山考古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共同组成。遗址分布总面积800多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是环滇池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滇文化遗址。1956年，石寨山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在6号墓中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滇王金印”与《史记》相印证，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在滇王统治地区设置了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滇池地区纳入汉王朝的版图。自2021年以来，距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的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的遗迹及相关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还集中出土带字木牍残片约1300多枚。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表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云南行使治权，对西南边疆进行了有效治理。与“滇王金印”共同印证古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成为中央王朝郡县制下的“王国”或“侯国”。滇池地区融入到中原王朝的郡县中去了，融入到中华民族统一的洪流中去了。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
▲石寨山古墓群 图源：国家文物局
中原文化传入滇国
石寨山古墓群从1955年至1996年先后经过5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5000余件（套）。为我们提供了边疆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实证，徐徐展现了一幅滇池沿岸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壮阔画卷。
1.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滇国时期，滇池区域青铜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有限，这是因为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滇池区域，铁农具己逐步取代了当地原有的青铜农具。关于牛耕，在滇国境内出土的西汉时期文物上，到处可以看到牛的形象，但没有一例能说明与牛耕有关的材料。说明当时滇国饲养的牛群只供祭祀和食用。东汉中期以后的出土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均出现有耕牛，说明我国内地的牛耕技术已传入云南边疆，并为当地民族所采用。关于水利灌溉，《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时，于滇池区域“起造破池，开通灌溉，星田两千余倾。”此外晋宁的东汉墓中均发现过水田池塘模型，说明西汉末至东汉时期，由于我国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滇池区域率先建有水利灌溉设施，并开辟大量稻田。
2.在手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手工业生产中铸铁器和竖机织造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滇国时期已出现少量铁器，但铁制的工具和兵器都是锻打成型的。西汉末至东汉初，云南则已经出现铸铁器的广泛应用，取代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从而促使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迅速转变。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纺织贮贝器看，当时滇国的织机还停留在较原始的踞织机（腰机）阶段。一般踞织机只能织出幅宽仅 30 厘米左右的棉、麻布，而且费工费力，缝一件衣服要用多幅布拼对，亦有损美观。当时云南能织出“幅广五尺”的木棉布，自然不会是用踞织机所织。因为此类织机是用人的腰部系布轴，其宽度有限，织出的布也不会太宽。只有我国内地早已流行的竖机传入云南边疆，才能织出幅面较宽的布。蚕桑、染采、文绣等纺织工艺，也可能是伴随竖机一起进人云南的。正是由于滇国毫无保留地接受大量外来文化，使得滇文化在战国末至西汉中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古文化之一，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滇国青铜器，可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青铜文化相媲美。
3.在社会制度及价值观念方面。从滇池区域大量出土文物证实，迟至西汉中晚期，滇国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如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贮贝器盖上，均铸有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以及捆吊、买卖和用奴隶作人牲的场面，足以说明当时滇国的社会性质。而东汉时，同一地区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标志奴隶制开始瓦解的迹象却非常明显。例如，1956年在昆明东郊塔密村东汉墓中出土二方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刻石，上记载“直（值） 青牛五头”，“北距西大道古氏”等，说明东汉时滇池区城的土地不仅有了价值，也可以买卖，而土地的私有和转让，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奴隶制的一个重要标志。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水田池塘模型作为随葬品这一现象上，一般随葬品都是墓主生前所有或使用过的东西，为了死后仍能享用和拥有它，才将其作为随葬品置入墓内。这正说明水田、池塘是墓主生前的私有财产，而这一情况在奴隶制社会的滇国时期是从未有过的。此外晋宁的东汉墓中，滇国时期常见的那些青铜器均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陶仓、灶、井、鸡、狗、鸭及厨庖、抚琴陶俑等一套新的随葬品，显现出一种更加现实的生活气息。
4.在民族关系改善方面。自东汉晚期以来，随着滇国的衰亡，汉族“大姓”势力区汉文化在滇国故地更加盛行起来，并已取得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族和当地民族间的关系亦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蜀汉统治者大胆任命当地民族上层为王朝官员；二是配置当地“夷人”为汉族“大姓”部曲，从而形成“夷汉民族”和平共处的局面。
古滇文化传入内地
1.马镫的发明及传播。滇国居民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马镫的民族，这一历史壮举，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都曾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晋宁石寨山13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上，就有骑士用双脚的大拇指套在马鞍前垂吊的两个绳圈中作马镫，其时代当不晚于西汉文帝时。此后晋宁石寨山其它墓葬中出土的骑马图像上，不止一处看到有此类绳圈式马镫，说明西汉中晚期，滇国使用马镫已比较普遍了。过去学术界认为，我国最早的马镫发现在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 302年）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马上。这比滇国的马镫整整晚了4个世纪。
2.滇国青铜文化的传播。战国至西汉时期，滇国青铜文化不仅对东南亚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也有部分青铜器传入我国内地，为当地民族所接受。如四川西昌，会理一带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和扁平镂孔无格剑等，都是滇池区域常见的青铜器；泸沽湖以北盐源等地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和螺旋纹柄山字形格剑及曲刃铜矛等，又是典型的滇西青铜文化类型遗物；贵州清镇汉墓中的一字形格铜剑及威宁：赫章一带的青铜器，也具有滇文化风格。四川西昌和贵州黔西北地区与云南北部及东北部相邻，出土部分云南青铜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邻近地区之间文化上总会有交叉现象，正如云南绥江县回头湾发现过四川巴蜀式青铜器，都是正常情况。
▲从空中俯瞰云南古城村遗址（2022年11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王冠森/摄
古今交融的滇池和声
2021年，石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列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时期大遗址。2022年，河泊所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项目。同年，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围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寨山古墓群及河泊所遗址进行建设，建设规划总面积183.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集中展示滇文化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地位。2023年，云南省、昆明市将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写入省、市政府工作报告。昆明市、晋宁区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专项工作组和管理机构，组织编制最新保护规划。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将坚持协调文物保护利用与环滇池生态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和城乡发展关系，在保护的基础上将文化文物、村庄村民、外来游客融合起来，营造古今交融、物人互动、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让石寨山大遗址文物“活起来”，“开口”讲述云南边疆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历程，赋能昆明环滇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圈建设。2022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已承接了云南省、晋宁区人民政府相关单位、上蒜镇“万名党员进党校”学习班成员，2023年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首届“绘彩古滇·花样晋宁”儿童绘画大赛选手滇文化研习绘彩之旅，在云南考古体验馆开馆当天组织青少年儿童作为首批小小考古体验官，参观河泊所遗址、古城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及考古工作站。打造了“从领导干部到基层民众”“从中老年到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场景。（来源：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