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民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2022-06-21 11:04 来源:富民县委统战部

民族团结,事关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做基础,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完整中国梦的实现。作为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省份的云南,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作为省会城市昆明西北郊县的富民,虽然不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县,但在9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生活着汉、彝、苗、白、回、壮、哈尼、傈僳、布依、傣、满、纳西、侗、土家、黎、蒙古族等25个民族。这样的民族构成,与云南省的省情和昆明市的市情基本一致。虽然在民族构成中,汉族占比较高(83.05%)①,但在富民县域内,多民族杂居依然是一大县情,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然是一项重要任务。而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又必须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7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特别脱贫攻坚的努力后,富民县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和全国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项指标,至少应该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果站在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看,仍然有不少事要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仓廪实则知礼节”(《管子·牧民》),“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晁错《论贵粟疏》)。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乃至民族融合,必须以区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针对富民县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及潜在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 面向市场,确立市场意识,让生产直接与市场对接

(一)从地理学角度看,富民县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和居住环境,与全省其他县区的少数民族一样,其特点多为:偏僻、边远、高寒。以占比较高的彝族(9.1%)、苗族(5.54%)和白族(0.8%)为例,如彝族,主要居住在永定镇的清河、车完、栗子园、谷律箐、撬东;大营镇麦竜箐、麦衣甸;罗免镇的大糯支、小糯支、石板沟、西核、麻地上村、下村、则核村、哨上村、打马卡;赤就镇的龙潭、干枯噜、东核、普黑泥;款庄镇的新民、上龙潭、青平小村、鲁岔库、和平、放耳戈、拖卓、莫怕得;东村镇的龙潭村、万宝山、双龙潭、旧地基、石公鸡、羊多棵、菖蒲箐等。如苗族,主要居住在款庄镇、罗免镇、东村镇、散旦镇、大营镇、赤就镇、永定镇,如款庄镇的朵木得,罗免镇的大窝塘、马场,大营镇的大鱼塘,赤就镇的筲箕凹、白龙水井,永定镇的松子房等,其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居住地大部分属高寒山区,且村落比较分散。如白族,主要分布于永定镇永安村委会的栗子园、谷律箐、撬东三个村,白彝杂居;赤就镇东核村委会的核桃箐、黑谷田两村,白汉杂居。②仅从居住地的地名本身,就可看出:偏僻、边远甚至高寒,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远离市场,是富民县少数民族生存环境的基本特征。

(二)基于以上特点,富民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同胞,其生产、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满足自身需要、自给自足状态。在土地利用、产业升级和转型、新业态培植上,可挖掘的潜能和可拓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因此,立足土地、面向市场、为市场而生产,有效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强化生产的市场针对性,是富民少数民族同胞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市场意识的确立和增强,是富民县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严重制约了这种紧扣市场而展开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醒。对市场本能的畏惧与退缩,成了严重束缚富民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枷锁。市场启蒙,势在必行。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新型业态的孵化与培植,必须以市场启蒙为前提。“走出农村小集市,大力拓展国内国际大市场,面向市场,确立并强化市场意识,让生产直接与市场对接”,应作为富民农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的基本指引。

二、 产业优先,变特色为品牌,变品牌为产业,自觉主动完成产业升级或转型,让生产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最后成规模、上档次,形成强大竞争力

(一)富民县罗免镇百花山庄的苹果、罗免村委会的大树杨梅、甜杏,赤鹫镇阿纳宰村委会的樱桃、板栗、核桃,永定镇黄坡村委会的蔬菜种植,款庄镇的茭瓜,东村镇的水稻种植,已初步拥有产业特征。但如从富民县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区看,具有产业特征和市场竞争力的种植、养殖或加工业,还相当薄弱。即便小水井的合唱团,歌声远播海内外,但如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对地方产业的拉动作用见效甚微。事实上,富民鳞次栉比的山峦,从山脚至山顶的立体型气候,历经千百年而形成的特色产品,并非少数。如永定镇清河村委会、拖担村委会的火腿,松子房、小风口苗族聚居区的土鸡养殖、土鸡蛋生产,山羊和肉牛养殖;永定街道龙马村委会的马铃薯、蔓菁萝卜种植,土鸡、肉牛养殖,优质火腿生产;罗免镇石板沟彝族聚居区、马场苗族聚居区的苹果种植、土鸡、肉牛养殖;赤鹫镇阿纳宰村委会、东核村委会、龙潭村委会、白龙水井、筲箕凹苗族聚居区等的板栗、核桃种植,土鸡、肉牛养殖;大营街道小水井苗族聚居区、麦衣甸彝族聚居区的土鸡、肉牛养殖;款庄镇朵木得苗族聚居区的萝卜种植及深加工、土鸡、肉牛养殖;还有散旦镇、东村镇的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不一而足,是不是很有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呢?很显然,只要动脑筋、想办法、调查研究、科学指导,富民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是不是还可以迈上几个新的台阶呢?   

(二)产业优先,突出重点,强化竞争力的培养。鉴于以上情况,政府在涉农政策的制定、涉农项目的确定、涉农资金的划拨、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及使用上,要将产业培植、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作为重点,避免平均用力、撒胡椒面。如从历史角度看,富民县彝族、白族同胞在山地种植、养殖,特别优质火腿的生产与制作上,苗族同胞在萝卜生产与深加工、土鸡的养殖及禽蛋的生产上,回族同胞在肉牛的养殖及干巴的制作上,均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些少数民族同胞中,一定有“能人”存在。对这些特色产品及相关的能人,只要稍加“发掘”,好好利用,资金扶持到位,科学指导及时,组织引导有方,在可期待的时段内,一定能将特产上升为品牌,将品牌升华为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的升级或转型,让生产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最后成规模、上档次,形成强大市场竞争力。当禄劝县撒营盘镇的“撒坝火腿”畅销富民市场,而富民县的“拖担火腿”却因为“盐”的质量问题而败走“麦城”的时候;当寻甸县回族的干巴畅销富民,而富民赤鹫镇大村的回族同胞却无所作为的时候;当人们渴望买到土鸡和土鸡蛋、四处托人寻找线索,而我们的苗族同胞却少有土鸡和土鸡蛋拿得出手的时候……诸如此类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不是有些令人遗憾并值得深思呢?传统的市场在街上、在城里,现代的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在田边地头、在山坡和沟箐里呢?单打独斗、规模小、数量少,是其主要原因。形成产业,规模化生产;打造品牌,享有盛誉,竞争就从这里开始。

三、 股份集群,土地集约,资金汇聚,合力生产,共拓市场,既做生产者、管理者,又做股份持有者、分红者,让富民少数民族聚居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一)土地分散经营制约农业规模化生产。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效克服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大锅饭体制而造成的惰性和观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增强了其劳动的责任感。让广大劳动者彻底改变了等靠要的坏毛病,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虽然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劳动者还是原来的劳动者,但随着劳动者心态的改变,土地的利用率、生产的效率早已今非昔比,食无需肉票,穿无需布票,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形成,竞争日趋白热化,单打独斗的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变得力不从心,弊端日益明显。因为一个家庭面对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大集团,自然不是同一当量的竞争对手,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而且,一个家庭的产品,即便再优质,也只能局限于小面积生产、小集市交换,“一亩二分”的土地占有,是不是显得太小了呢?尽管当看到别人种植板栗、苹果、樱桃赚到钱后,周围的人们也纷纷效仿,跟着种植板栗、苹果和樱桃,表面上板栗、苹果和樱桃已连成片,但其销售的渠道依然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面对的依然是短距离的小集市。于是板栗滞销、樱桃苹果烂市,大树杨梅成熟后无人采摘,农民们不得不冒着烈日,到路边招揽顾客,其被动境况令人心疼。于是,“组织起来,抱团取暖,壮大竞争实力”,成了当下人们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重要课题。

(二)“股份合作制”,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股份制,指以投资入股或认购股票的方式联合起来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按股份多少进行收入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公司的全部资本分为若干等额股份,股东以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指股份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有权分享公司收益并对公司债务负责,也指其他合伙经营的工商企业的投资人。股份合作制对于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优势在于,它不仅继续保障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主人翁地位,让农民不至于因为改革再次失去土地,这是任何涉及农村改革的关键一环。同时,它又能极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及管理积极性,让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地位参与到公司或企业的生产、管理、营销及分红中来,做到与公司利益攸关、荣辱与共,家庭、个人与公司或企业同兴衰、共存亡。这样,出资(以土地为基本单元)到位,责任到位,管理到位,分红到位,广大农民作为股东(股份持有者),可进可退,意愿能够充分表达,权益能够充分维护,不至于因为失去土地而重新沦为雇农。再一方面,面对国际国内强大的市场竞争,股份制不失为一种抱团取暖的极好形式,以家庭为基础单元形成的股份有限公司,实力更强大,投融资更方便,产品销售的渠道将会更顺畅,市场的占有率将会更充分。中国的农村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也历经整整四十三年,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的逐渐发育和壮大,改革无疑进入攻坚或关键阶段,市场经济的大循环已经开始,中国农民无法回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再组织、再联合已势在必行。劳动必须集群,土地必须集约,资金必须汇聚,生产必须合力,市场必须拓展,“农村股份合作制”呼之欲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与建设若要迈上新的台阶,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不失为一种站得稳、立得住、效益好、可持续、矛盾容易化解的良好形式。为此,及时培养农村尤其少数民族新型干部,引导并教育好广大农民尤其少数民族同胞,深入普及“农村股份合作制”知识,让大家消除误解、积极参与,势在必行。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既做土地主人翁,又做土地生产者、管理者,更做股份持有者、分红者。只有这样,富民县少数民族聚居区才能重新插上腾飞的翅膀。(富民县委统战部 供稿)